第193章 此一策,可安天下 中(2/3)
财,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,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。靖康之变,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,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,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,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。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,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,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。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,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。随着宋的灭亡,讲克己复礼、存天理灭人欲,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。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,则人欲当然是恶的,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,要先修身,又留了孟子的皮。当然,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,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“为君子者,修身治人而已,性之善恶不必究也”,被后人讥诮。
不管是北宋讲“三不畏”的改革变法派,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“为天下国家之用”的浙东事功学派,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。
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,人欲与天理相统一,没有对立的关系。从这一点上,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“礼”,由此理财、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,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。
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,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。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,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,改革失去了正当性。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,那满足人的**的财富也就是恶的,越多越对天下无用。
“公利本于私利,而用于万民,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。”
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,抬起头,摘下老花镜,揉了揉额头。
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,这一步跨不过去,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,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。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,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,被广泛接受了,改革就有了正义性。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,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,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,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,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,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。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,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,改革就无人可挡了。
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,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,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“圣相”的李沆,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。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,波澜不惊,没有大起大落,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。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,史书评其“正大光明”,王旦称其为圣人,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,始终如一,真长者。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,然而到了现在,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。
就连这个时候还飞扬跳脱的欧阳修,都知道说“凡物极而不变则弊,变则通物无不变,变无不通,此天理之自然也”。王曾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变是要变,关键是怎么去变。没头苍蝇一样乱来,胡搞一气,那还不如老实守成,变不如不变。徐平能够带人说明白“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”,从义利之辨中跳出来,在王曾的眼里,已经有了谈变革的资格。
把桌子上的灯调亮,王曾继续埋头读桌上的《富国安民策》。京西路去年的新政,身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,甚至大多数条款他都能如数家珍。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变革措施,背后有怎样的考虑,王曾就不清楚了。这样的国家大事,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统的考虑,不可能如顽童一般,想出来一件就做一件。
现在细读《富国安民策》,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变革举措一一对应,王曾慢慢开始把脉络理清楚。为什么大量的变革都是围绕着棉布来展开?原来是因为棉花可以规模化种植,棉布可以工厂化生产,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。
不吃饭就会饿死,所以粮食是不能够做为商品的。保证百姓的必需物资是政权的当然责任,因为你不得不用,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是不可以的,这样做是亡国之道。食盐专卖,大家都当成是收税,而不是做为商品赚取利润,不可跟普通的商业买卖同日而语。
棉布某种意义上不是生存之必需,但纺织品又是人人都离不了的,有巨大的规模,可以赚取海量的利润,这是徐平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。背后用棉布产业冲击旧的生产关系的目的,徐平也没有藏着掖着,直言因为布帛是朝廷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,甚至还有部分的货币功能,因为重要,所以要改。
所谓财富是满足人的**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资与各种产品,包括文化产品,是可以用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。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,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,组织程度的提高,分工协作的深化,是可以不断增长的。产品生产出来,只可以在交换和分配中到了需要的它的地方,才能成为有用之物,有用之物才是财富。在这个过程中,可以形成利润,用这个年代的词语就是利息,利润中的一部再投入到生中,除了维持生产,还可以扩大生产。
这样一根链条建立起来,整个社会就组织起来了,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运转。而获取更多的财富,在公利是天下之大义的原则下,就溶合到了本来的意识形态中。
读完这些,王曾就把徐平在京西路的新政彻底理清楚,拔
第2页完,继续看下一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