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九八章 君择臣,臣亦择君(1/2)

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，他追求权势，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；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，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；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，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；你可以说他无情，但在那个时代，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权谋游戏者。

贾诩，身怀奇谋，胆识过人，阅历繁复，志节深沉。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，但就客观效果而论，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，他难辞其咎。

当年陈寿撰《三国志》时，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（荀、荀攸）并列立传，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。

此事见仁见智，若撇开道德威望，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，则贾诩与二荀并列，并无不当。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，也确曾有功于皇上，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，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。

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，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，在东西二京的喋血杀伐中，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。

董卓死后，司徒王允专权，王司徒只是一个碌碌之辈，而且不知体恤，滥开杀戒之弊，他刚刚上台就杀掉了当时的文豪蔡邕。

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，协从不问的态度，则董卓手下部将李和郭汜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便会归化朝廷，如此，因讨伐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不知旌麾何指，也可能权且罢兵。

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，虽然会略嫌平淡，但于国于民，实属大幸。刚愎无用的司徒王允，对李、郭汜下达了追杀令。

只有3000飞熊军的李、郭汜等本来也想认命了，他们决定解散部队，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。如果这样的话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，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，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。

贾诩恰恰在此时发表了一下宏论，让李、郭汜打破长安城池，王允被戮，吕布出逃，尸遍长安。据说，董卓初死之时，三辅地区百姓尚有数十万户，经过李、郭汜的放兵劫掠，仅仅两年间，民已“相食略尽”，好一片凄惨。

一计可以危邦，片言可以乱国，正贾诩之谓也。他侧身在杀人如麻的强盗身后，貌似蔼然文士，一面犯下滔天奇罪，一面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，这份能耐，孰能及之？

你看他以一介游士的身份闪身在某个诸侯说计道谋，甚至敢让曹操甘拜下风。他年轻时曾被人评为“有良、平之奇”，初时察孝廉为郎。

后因疾病辞官，西还至，道上遇见氐人（游牧民族），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，贾诩便骗他们说：“我段公外孙也，汝别埋我，我家必厚赎之。”

当时的太尉段，因为久为镇边大将，所以威震西土，因此他便假称是段外甥吓唬氐人，氐人果然不敢害他，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，其馀的人却都遇害了。

史称贾诩此举是：“权以济事，咸此类也”，这个“权”字，用得颇为妥帖，贾诩是深不可测的。让强盗俯首帖耳，单靠智慧肯定于事无补，靠胆量也过于笼统，贾诩身上同样洋溢着一股霸气。

诚如伏波将军马援所言，“方今之世，不但君择臣，臣亦择君”，作为中国历史的“后战国时代”，三国士大夫的择主标准，与天下辐裂的先秦知识分子本无不同，故荀、郭嘉、董昭等谋士纷纷弃袁投曹，关羽义不背主，诸葛兄弟在东吴、蜀汉各事其主，俱忠诚不二。

若此乃通例，贾诩便提供了一个例外：他先后投靠的刘表和张绣，竟然都是自己内心颇为鄙视的。段煨对贾诩表面敬重，内心忌惮，因为贾诩“素知名”，在兵士中威望极高，段煨怕贾诩喧宾夺主。

贾诩离开段煨的时机和理由亦很微妙，诩曰：“煨性多疑，有忌诩意，礼虽厚，不可恃，久将为所图。我去必喜，又望吾结大援于外，必厚吾妻子。绣无谋主，亦愿得诩，则家与身必俱全矣。”结果丝毫不差。

至于刘表，贾诩的评价也是既准确又刻薄：“若天下安宁太平，刘表可位列三公，然而方今乱世，他如此不见事变，多疑无决，便注定是碌碌无为之辈。”

贾诩与张绣的关系最好，早在长安时，张绣就有意将贾诩拉拢至帐下，一俟贾诩秘密来投，立刻便对他言听计从。

奇怪的是贾诩之所以投奔张绣，不仅因为张绣的张臂欢迎，更在于这样一个判断：“张绣，一个没脑袋的主儿。”

以贾诩的才华，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，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，明珠投暗，龙游沟壑，这里面便颇可揣测贾诩的真实用意。

他喜欢谋略，他需要一个可以使自己的才华尽情驰骋的疆场。如果谋略是一种美，联系到他当年不可思议地替李、郭汜出的馊主意，则贾诩正好被我们理解成这样一个唯美主义者：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，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。

看出这一点，贾诩投靠张绣而不是曹操、袁绍，便是最为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
曹操手下谋士如云，其本人又计谋百出，贾诩在那里注定难呈鹤立鸡群之势；袁绍貌似强大，但这人志大才疏，又有着一个奇怪而又致命的弱点：只要对自己有利的计谋，他一概不采纳；

刘表可不去说他了，而好做皇帝梦的袁术，缺少虚怀下士的品德，贾诩注定没法活得从容。贾诩与吕布有仇，当时